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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“庚戍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” ——记录了清末云南在内外交困中的无奈挣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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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品描述

“亲近中国银币近一甲子，与此币之真品缘吝一面，虽屡经追求一真品之照片或拓片，亦未能如愿。···”这是钱币收藏大家张璜的感叹。张璜是近代著名的机制币收藏鉴赏家，曾任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。让他感慨无缘相见的这枚银币就是“庚戍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”。

此币正面珠圈内中央为满文，旁边围绕着对读的“宣统元宝”四字，珠圈外币上缘钤“庚戍春季云南造”，下缘铸库平七钱二分，左右分别由两个“十字星”间隔；币背面中央为（云南）坐龙，四周云纹环绕，外围上下分钤英文地名及币值，相隔上下币缘的是“四点星”。

此币是1910年由云南造币厂铸造，但它极为特殊，不同于普通常见的云南宣统银币（下图）。它不仅加铸干支纪年“庚戍(戌)”，甚至还标明季节“春季”，这在中国近代银币甚至整个机制币中也是仅见。

据钱界前辈记叙，此币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公诸藏界，当时“春季”两字便立即引起了泉界浓厚的兴趣。但苦于无史料可藉，得不到印证，致使相关考据陷于迷茫，猜说纷纭，甚至有“此币属臆造伪品”的无端之议，而考据研究也演变成了“字谜竞猜”。

泉界大家有认为是纪念币，为“云南宣统元宝”开炉而作；也有推测是云南省的第一条铁路——滇越铁路全线通车（1910年4月1日通车）而纪念。因“庚戌”之“戌”，误书成“戍”，被迫回炉销毁，所以存世极罕。但多数钱币专家著书撰文，对‘春季’二字，多避而不谈，对此币也只是泛泛而言。

到底为何会出此反常之举？探究其原因，自然还是需要从此币的铸造背景谈起。

币中所铸的“庚戍（戌）”是指宣统二年，即公元1910年。该年四月十五日，度支部尚书载泽上折奏称“窃维推行币制，头绪纷繁，要以统一铸币为先务，诚以铸币本中央特权，断无任各省自为风气之理。···拟请将汉口、广州、成都、云南四处之厂改为分厂统归天津总厂管理。···此次厘订国币成色、分量及一切形式自与旧币有别，所留各分厂，现今所铸，无论何项货币，一律暂行停止。应候祖模颁发后再行开铸，以昭划一。”据《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》记载，“本日奉旨依议。钦此。”

酝酿多时的大清朝《币制则例》，遂后便于第二天颁布发行。当时包括云南在内的全国造币厂，据此统归度支部的天津造币总厂管理。同时要求各厂原有铸造的钱币全部停铸，并将原有的铸币模具全部销毁，待总厂重新颁发新的国币模具后，再行铸造。

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奉天、吉林、云南等地的异议，纷纷上折反对。云南在四月二十二日电称“新币未到以前倘即停铸，市面必至大为恐慌。且已行之币信用骤减，法元乘势充斥。”

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，与法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支那毗邻。1884年法越签订了第二次《顺化条约》后，越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，随后法国在越、老、柬正式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。1885年《中法新约》签订，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，并同意法国取得入滇通商、修路的权利。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，也随之流入了滇越边境。

其实，早在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六月，法国刚占领越南南部不久，它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把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中国。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国：“现议铸大银元为安南属国之用。钱之样式，与英国背面买卖银钱相似，甚愿贵国收受此钱，通行天下，并望贵国海关衙门准其收用。”当时大清政府虽并未正式同意，但其态度也是“官方不受，放任自流。”

照会中所称的大银元，指的是“安南银元”，其由巴黎造币厂于1879年开始铸造，东方汇理银行发行。银币正面的主图为手执束棒的自由女神坐像，所以泉界俗称其“坐洋”。银币背面的装饰图案为麦穗，法文为“贸易银元”和 “法属印度支那”等语，此币学界也称“法属印度支那贸易银圆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自1889年蒙自开关、滇越铁路动工后，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法国在云南资本输出的启动，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更是大量流入了云南。特别是滇越铁路动工后，法国专门鼓铸“越南银币7500000元专供支发路工之用。光绪三十年之三十三年间，共有值关平银7176394两之越南银元运入云南。”

不仅如此，东方汇理银行还大量发行纸币输入云南。对当时云南的金融经济造成了严重地冲击。致使当时云南传统以牌坊锭为代表的银两制度，已渐次退居次要地位。

面对这一困境，云南地方当局不得不寻求应对之道。据《民国五年滇厂报告书》记载，“（云南）与法属安南接壤，法人又得建设滇越铁道，法币流入，利权外溢。秉政者急筹而救济之。先于鄂省协滇款内搭铸银币，铜币则在蜀内搭铸。···清滇督丁振铎，饬由善后局筹款建厂开铸，咨部立案。···就省城大西门内钱局街原有之宝云钱局址并舔购民地，建筑厂房。计自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二月开工，至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二月竣工。”云南造币厂于光绪该年年底正式开铸“光绪元宝”银币，据《富滇新银行档案》历年统计的数字表明，该厂在清代先后铸造的“光绪元宝”和“宣统元宝”，共计“壹圆”2892539枚、“半圆”10864544枚、“二角”371522枚，共合计8398115.4元。法元等外币对云南金融冲击的状况虽有所缓解，但局面其实并未彻底扭转。

而据后来民国时期的《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档案》记载，“云南全省仅1908年—1912年5年间，累计从越南和香港两地运入印度支那银币5049147元，运出18700元，净运入5030447元，居运入各种银元的首位。”

以“坐洋”为主的法元在云南大量流通，在市场上已部分履行货币职能，这意味着其篡夺了云南的铸币权，铸币利益也为其所攫取。它还利用其在市场中占据的主导地位，通过与云南货币的兑换，以补水的方式获得额外的收益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时在昆明、蒙自一带兑换“坐洋”一元，四川龙洋“每元须补水四分至八分不等”，云南龙洋则“每元须补水二分至四分”。“坐洋”与国内铸币兑换的市场价格，远高于它实际所含白银的价值。用“坐洋”兑换银两龙洋，再改铸“坐洋”，通过这种货币兑换，其变相又获得了巨大的铸币收益。

至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并不满足的东方汇理银行，还进一步提出了在云南设立分行的要求，被时任云南巡抚的李经羲拒绝。其在滇设立银行，直接发行货币的企图，虽未实现，但其通过早已充斥了云南市场的法元，“不久就操纵了云南的金融。”

大清的《币制则例》，恰在此时出台。其要求包括云南在内的造币厂停铸银币，并将正在铸造的“宣统元宝”模具销毁，这对云南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棘手的现实问题，令其雪上加霜。据《新纂云南通志》记载，“（云南造币厂）通共开办成本用银三十万八千一百七十两九钱九分一厘八毫，均由滇省藩库军需项下筹垫报明度支部在案。并详准银元铸本由藩库供银十万两，铸出银元归还。辘轳周转，总不逾十万两之数。”当时的云南造币厂虽名为总厂下属分厂，但银币历来由该省藩库垫本鼓铸，其铸币盈亏亦由其自负，半成品一旦停铸势必损失惨重。

这一状况自然令云南地方当局难以接受。据《云南货币简史》叙述，在允请无望的情况下，“云南造币厂在原有宣统元宝七钱二分银币上加刻‘庚戌春季’四字，继续鼓铸。庚戌是宣统二年，春季是指1-3月，在宣统元宝银币上加字‘庚戌春季’的用意在于强调，此币铸于清廷宣统二年四月颁布《币制则例》之前，而非以后。”

“显然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，清政府对云南造币厂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给予严厉指责，派员到云南查处，所铸‘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’遭到尽数销毁”。

《造币总厂各时期史事年表》中先后记载，“宣统三年四月，时，银币祖模次第造成”。“宣统三年五月，宁、鄂两厂开铸新式大清银币。总厂及奉、鄂等厂，先铸铜辅币，剋期十月发行，会武昌起义，度支部以筹饷故，悉索总厂铸本，而宁厂铸存大清银币，亦以出应饷需，与旧银元等流行市面。俄而诏改共和，新定币制，卒未及执行。”

也就是说，新国币“大清银币”的祖模，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造出，先由江南、湖北造币厂试铸。但随后因忙于镇压武昌起义，清廷甚至连造币总厂的铸造本钱，也都悉数取走用作了军饷。新币铸造的后续事宜已无暇顾及，直至清朝灭亡，“大清银币”的铸币祖模也未能颁发到云南造币厂。

而此时急于摆脱困境的云南，对铸币还是念念不忘，又给自己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，再铸银币。据《民国五年滇厂报告书》记载：“（宣统）三年一月，整理完备。···因厂员葛源远请领新祖模未到，暂用旧模开铸借考求银币成色重量公差之良否。如大元者，中含纯银九成；五角者中含纯银八成六，两角者含银含银八成，一角者含银七成五。”因原有铸币模具已毁，就将之前委托德国设计而并未采用的一套四个面额的“光绪元宝”团龙模具启用。而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早已是危机四伏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已无暇干涉。

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云南擅铸的两种银币，其命运却是泾渭不同。其实这正是清末云南混乱状况的真实写照，尤其是“庚戍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”的遭遇，更反映出云南在内外交困下的无奈挣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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