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6月16日，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，聚集于此的四千多民众群情激奋。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伦登台演讲，开口就说：“川汉铁路完了！四川也完了！中国也完了！”言罢大哭，顿时满场嚎啕，长达二三十分钟。随后他吼道“我们要誓死反对！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，一致反抗，反抗到底！”。台下一同高呼“赞成！”

翌日，以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，罗伦为副会长的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宣布成立。

自1876年（光绪十二年）英商擅自修建了淞沪铁路起，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中国铁路修建的觊觎。趁清廷甲午战争之后，清政府财政枯竭之机，纷纷染指中国铁路。一时间，西方列强刮起了瓜分中国修筑权的狂潮。依靠外资修建，因此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拱手让给西方列强，导致中国的权利严重流失。

面对这一局面，清政府对铁路修建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。从极为排斥、被动接受到盲目鼓励。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9月，清政府推行“新政”。12月2日颁布了《铁路简明章程》，规定“无论华人、洋人”均可向“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”，而且包括干路和支路，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，朝廷还要“专折请旨给予优奖”。彻底打破了国人修建铁路的禁锢。

于是，各省绅商投资铁路的热情高涨并随之掀起了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，这一运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。1905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8月，湖南、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以赔款675万为代价，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。受此鼓舞，其他地方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，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，铁路商办运动进入了高潮时期。在此后的四年间，全国有15个省创办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，其中17个是商办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。

但当时商办铁路资金匮乏，而铁路建设费用极大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。一时间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，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，于是“租股、派股”盛极全国各地。时任四川总督锡良，在川人的强烈要求下，奏请自办川汉铁路，并于次年成立了“川汉铁路公司”，蒲殿俊当选为董事长。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“股票”，号召川人自筹路款，自修铁路。川人纷纷入股，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绅商、地主投资，连一些农民都握有股票，当时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。

当时的铁路建设各自为政，缺乏统一规划，商办铁路建设成了无全盘规划的“圈地运动”，反而极大的阻碍了铁路的建设。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，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，清政府试图将铁路国有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确定下来。

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所以保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保路同志会不到十天就发展到10万人。保路同志会开始提出的口号“文明保路”。广大群众开展了罢市罢课、抗粮抗捐活动。川督赵尔丰诱捕了蒲殿俊、罗伦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东股东会的负责人。消息传开，数万群众前来请愿，要求放人。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，当场打死30多人，造成骇人听闻的“成都血案”。消息传到川南、川东各地群情激奋，不可阻挡的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了反清的武装斗争。

这时，四川同盟会龙鸣剑和王天杰等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，他们邀请哥老会秘密研究，决定武装起义。他们把“保路同志会”改称“保路同志军”。1911年9月8日，围攻省城，与清兵交战，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，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。未能攻下成都，他们分散进入了地方各州县。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、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，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，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。至10月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境。

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，吓得手忙脚乱，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，还从湖南、广东、陕西、甘肃、贵州、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。湖北新军被调入川，造成了武昌空虚，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，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。革命党人乘机在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，并一举成功。

消息传出，清朝势力顿时土崩瓦解。川督赵尔丰控制不了局面，只能将政权交给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等立宪派。11月8日，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， 蒲殿俊任都督。但四川军政府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。随后12月8日，成都发生兵变，赵尔丰也阴谋变乱，蒲殿俊等逃遁。尹昌衡率部平定了叛乱，被推为大汉军政府都督。接着他又率部将赵尔丰擒获并斩首示众。至此，保路运动由立宪派发起，到革命派主导，由文明保路到武力反清，完成了蜕变。

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4月，四川军政府接收了原度支部成都造币分厂，开始铸造发行新币，该币样式新颖与众不同。正面铭文“四川银币”，中有花饰，珠圈外上缘铸“军政府造”下缘铸“壹圆”，左右分饰四星花；背面中央有一大圈，内刻篆书“汉字”，圈外环绕18颗圆星，币上缘纪年“中华民国元年”，左右亦分饰四星花。这就是俗称的“大汉银币”(该币分为壹圆、五角、二角、一角四种币值)。

该币正面中心刻有的花饰，据称是芙蓉，它代表着军政府的所在地成都。因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，所以成都别号芙蓉城，也标志着四川的统一。四川先后出现了成、渝两个军政府并存。并险些酿成战争，双方终以大局为重，于1912年2月2日达成协议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，设四川军政府；重庆为重镇，设镇抚府。

该币背面环绕的十八颗圆星，代表着参与辛亥革命独立的十八个行省，表明四川也是其中的一份子。

辛亥革命源自保路运动。这是百年来各个时期，各个流派史学家们一致认同的。孙中山也说：“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，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。”

近年来，有专家写文章解密了保路运动的真相。当时要建设四川铁路要四、五千万两资金。而川汉公司只筹集了七百万两资金，于是公司的高官们，以保值增值的名义将资金投入了上海股市。至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，亏损了三百万两。随后公司高管们又请求清廷延长征收“路税”的期限，想由他们口口声声所代表的人民为其炒股失败埋单。

当清廷推出铁路国有政策，全面收购商股。川汉公司的高管们认为解套的机会到来了，并把此视为再捞一把的良机。而清廷拒绝为那炒股损失的三百万埋单，川路公司几番争取不下，就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压，于是保路运动爆发。

纵观清廷对铁路建设的态度，确是昏招迭出，进退失据。从极度排斥，到被动接受；从盲目鼓励，到放任自流；从矫枉过正，到简单粗暴。从这一系列的具体事例来看，有时是形势使然，有时是无奈之举，有时也并非是全无道理。但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应付，毫无章法，统治者早已乱了方寸。当时的清政府已如同一个烂苹果，表面看似只是有些腐烂的斑点，其实内核早已烂透了。

保路运动从文明保路演变为武力反清，继而引发武昌起义，到四川军政府的建立，直至辛亥革命成功。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，并未经过设计，多属偶发事件，但一次次的偶然早已蕴含了必然。

归根到底是腐朽的封建制度，已不能适应以蒸汽机、铁路等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。立宪派的改良已然解决不了问题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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