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钱币有标明铸造地的传统，所以在银币上标注“某省造”并不稀奇，也并不影响它在各地的流通。但“湖北光绪元宝”银币有一款，加铸的却是“本省”二字，这在中国钱币中是仅见，也是它有别于其他钱币的显著特征。

该币正面珠圈内钤满、汉文“光绪元宝”，珠圈外上铸“湖北省造”，下为面值“库平七钱二分”，中间左右分钤六点花星间隔；背面中央钤蟠龙图，与广东龙相同，上钤英文地名，下为英文面值，“本省”二字分钤左右。

这很容易让人会望文生义地理解为，“仅限在湖北省内流通，不得流出本省”。因缺少相关史料文献的记载，泉界以往确实也多持此观点，并认定该币为湖北省开制之初所造样币。

然而2005年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先生整理馆藏文物时，在一张湖北官钱局于光绪廿三年六月发出的“九八制钱一千文”钱票上，却有了新的发现。

该钱票的背面有光绪廿二年四月初二日（1896年5月14日）湖广总督告谕：“…既准完纳本省公款，必须加铸本省字样，方免混淆滋弊。…兹议定每新铸之本省银元准作制钱一千文，该商民等照此价赴局购买，即照此价赴关卡州县完纳，无丝毫增减以昭大信。一面增购机器添铸对开、五开、十开、二十开小银元亦加铸本省字样，其价照一千文以次递减，亦如制钱之可以零星使用。”

此告谕清晰地记录和说明了铸造“本省”银币的情况，以及加铸“本省”的缘由。可以认定该币的铸造时间为光绪廿二年初，而非湖北银元局开铸时的光绪廿一年。该套银币除主币外，尚有“三钱六、一钱四分四、七分二、三分六”共五种面额。（但目前仅见七钱二分、一钱四分四厘、七分二厘三种）

此币的来龙去脉终于揭晓。但与人们设想的情况截然相反，它“并非是卖方市场，而是买方市场”。不是此币不能流出湖北，而是在湖北纳税时必须使用该币。

为何会有如此规定？其实这直接反映了当时湖北的社会状况，以及多重压力下湖北已显现出的财政危机的端倪。

说起这一时期的湖北，就不能不提晚清的风云人物张之洞。1889年8月，清廷将赞同修筑铁路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从而拉开了湖北“洋务运动”的帷幕，也开启了其近代化的进程。

当时，因修筑铁路清廷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。李鸿章主张修建的“津通铁路”，因其距离京师太近，有“资敌”、“扰民”、“夺民生计”之虞，引发朝野非议。张之洞却独辟蹊径，提出缓建“津通铁路”，先修“卢汉铁路”的建议，得到清廷的采纳，从而结束了持续十余年的铁路修建之争。

“卢汉铁路”是从卢沟桥经郑州到汉口的铁路，后改名“京汉铁路” 。张之洞声称它是“铁路之枢纽，干路之始基，而中国大利之所翠”。

对修建的具体措施，张之洞提出了“四宜”的主张，即“储铁宜急，勘路宜缓，开工宜迟，竣工宜速”。主张铁路所用铁轨自造，不用洋轨，以开利源堵外耗为本。

所以张之洞并没有把修建铁路放在首位，而是将其纳入了他洋务事业的通盘来考虑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清政府下旨岁拨铁路经费200万两，随即就被他用于了开办汉阳铁厂，来落实其“储铁宜急”的思路。致使卢汉铁路直到1905年才得以铺轨完工。

随后，他又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大冶铁厂。引进西方先进设备、技术和人才，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开采的露天铁矿，成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。

他还成立了湖北织布局，集棉、毛、丝、麻于一体，纺与织具备，品种齐全，顿成国内纺织行业的翘楚。

该年4月他又将在广东任上是就向德国定购的机器，以湖北地理位置适中，水陆交通和煤铁方便为由，奏请清廷同意移设至汉阳，定名为湖北枪炮厂，成为全国兵器制造之冠。

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八月，他上折称：“湖北省据江皖上游，地当南北要冲，汉口宜昌兼为华商通商口岸，商贾云集、用钱最广。···至商轮来往，则全国洋银交易。利权所在，尤当因时制宜，惟有援照广东成案，开铸银元，庶可以补制钱之不足。像广东银元若由鄂省运道购致，运费耗折太多，且不能随时济用。”奏请“拟即在鄂省自行铸造，购置铸造大小银元之中等机器全副，先行试办。”

奏折获准后，即在武昌三佛阁街旧守备署成立了湖北银元局，从德国订制了铸币设备，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铸造了“湖北光绪元宝”银币。面值有七钱二分、三钱六分、一钱四分四厘、七分二厘、三分六厘五种，样式是仿造广东省银币，只是将“广东”改为“湖北”，花星改为了六瓣星。成为全国第二家采用机器铸造银元的机构。

在张之洞的不懈努力下，湖北建立起包括冶金、矿山、军工、纺织、铸币、交通等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，奠定了湖北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。使湖北一跃成为全国的工业基地。

正当张之洞紧锣密鼓地在湖北开展“洋务运动”之际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随着淮军节节败退，清廷不得不启用湘军。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，督师山海关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二月，张之洞接替刘坤一，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。

但他对自己一手筹建的湖北银元局不愿拱手让人，他向朝廷奏请“湖北银元局归南洋经理，余利协济鄂省。”获批后，由江南支应局借拨银二十万两，进口银条，聘请洋人化验师，配比银料，铸造银币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五月，湖北银元局正式开工，“湖北光绪元宝”实际上是张之洞在“两江总督”任上铸造的。

战后，光绪廿二年（1896年）刘坤一回任“两江总督”，离任一年多的张之洞，也随之回到了其“湖广总督”的原任。但此时的湖北，财政已明显出现了吃紧的状况。之前张之洞的那些大手笔，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湖北财政支出的膨胀。

据《晚清湖北通史》介绍，汉阳铁厂1890年底动工建设，到1894年建成投产。原本计划投资200万两，但实际耗资已达560万两，但因前期预判失误，还是未能练出钢来。后又从日本贷款300万元才成功，而每年仅运营花费就超过了140万两。

湖北枪炮厂从1892年动工到1894年落成，也是耗费白银高达744万两才得以投产，该厂的运营费用每年也需要近百万两。加之其他的工业建设，给湖北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。

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高达两亿三千两白银的赔款。清政府一时无力给付，只得向列强高息借款，这更进一步加重了大清的财政负担，湖北作为经济重镇自是不能幸免，分摊的外债和赔款也是湖北财政支出大幅扩张的重要原因。从1896年起，仅湖北海关须每年就摊还俄美英德四国借款144万元。

甲午失败后，清廷已明显感觉到原有的军事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变化，1895年湖北也开始编练新军。但与北洋新军不同的是，湖北新军是在湖北财政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。湖北新军当时维持着“一镇一协”（一协为半镇）18000人的规模，其开办费要300万两，每年需要的正常运营开支也要近300万两。

为此，湖北也采取了扩大财政收入的举措。首先对“田赋”、“厘金”实施附加以增加财政收入。

湖北“田赋”附加收入，有的是以“地丁银”加征，有的是以“随粮捐”加征。在1887年至1896年的十年间已从124.8万两增至139.2万两，虽然它和《辛丑条约》后的增幅相比较轻，但已明显增加了百姓负担。

湖北增加财政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“厘金”（牙厘和盐厘）加价。自甲午以后，湖北陆续对盐厘增加附加，每引加价银两包括海防筹饷、赔款、抵补药税、政要加价、练饷加价五项；加价占总税额的55%，且加价呈现逐年递增之势。

其次，增加对鸦片的税收。1890年9月，湖北在宜昌设立了独立的鸦片厘金征收总局，对土产鸦片开征落地税，并将税厘提高到每百斤110两，土产鸦片税收大幅增加。

除此之外，湖北有效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就是铸造银元。本身铸造银元将货币单位由“两”过渡到“圆”，实质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获取额外的财政收入。据第一历史档案馆《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》记载，“湖北省所铸银圆，每库平宝银一万两合铸银圆一万四千七百二三十圆。”而当时湖北日铸5000两，通行于湖北全省及各口岸内地，尤以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行销最畅。

但此时却出现了“钱贵银贱”的状况。其实自咸丰朝起，因铜料供给紧缺，铜价就日益高企。而至光绪年间又因各国相继放弃“银本位”，使原本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大量流入市场，造成银价急剧走低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（1894—1896），仅历时两年，此消彼长，银币一元就从可换制钱一千二百文陡降至八百四十文。

这不仅造成了流通领域的混乱和不安，更直接影响了湖北的财政收入。当时清廷规定“小数用钱，大数用银”，为此，湖北铸发了此种“本省”银币，一元折制钱一千文，所有官项收支强制使用。商民须兑换成“本省”银元，再行税赋缴纳。因为此时湖北的财政压力，让它必须“锱铢必较”，才能保证甚至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。这即是湖北“本省”银币铸造的背景和缘由。

但此项政令的推行，却遭到了民间的强烈抵制，人们自然不愿兑换这种被高估了二成的“本省”银元，以致此项政令在推行不久便告搁浅。《张之洞全集》卷内之《推广行用银元及银元票示》中，也有“外府各属州县 …必缘距省遥远，商民人等来省兑取不易，致未通行”的记述。湖北“本省”银元，在滞碍难行的情况下，被大量回收熔化，世间散落，寥寥无几。但它的铸造发行，却已显露出湖北财政危机的端倪。

至清末，湖北财政危机更是愈演愈烈，终因财政状况的恶化，迫使湖北当局削减拖欠湖北新军薪饷，从而导致士兵大批倒戈，终于造成了“武昌起义”的爆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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